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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《思想》的專欄為「中國哲學：危機與出路」，李明輝教授的〈省思中國哲學研究的危機??從中國哲學的「正當性問題」談起〉，說明中國哲學研究的兩個錯誤：第一是將中國哲學納入西方哲學的概念架構裡。第二則是反其道而行，將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完全分離，以期保持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特殊性。何乏筆教授的〈跨文化動態中的漢語哲學〉，提出探討：以傅柯的考古學方法，凸顯牟宗三在修養論與現代性關係方面的盲點；以牟宗三的跨文化運作，則可走出傅柯封閉於歐洲哲學範圍內的傾向。至於沈享民的〈從後設思考的取向思考中國哲學研究——兼論所謂「反向格義」〉，則借用「哲學在中國」與「中國式的哲學」兩概念，來分析中國哲學成立的問題。從普遍哲學的「哲學在中國」，滑轉擺盪至傳統義理之學的「中國式的哲學」，本文討論各自的困難。

省思中國哲學研究的危機
從中國哲學的「正當性問題」談起

李明輝*

前（2006）年年底，筆者先後在深圳大學出席了「『中國哲學』建構的當代反思與未來前瞻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在香港中文大學出席了「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」研討會。前者探討近年來在大陸學術界熱烈討論的「中國哲學的合法性（正當性）問題」。後者顧名思義，是探討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。參加了這兩個研討會之後，筆者發現：與會者在這兩個研討會中的發言內容有高度的重疊。這反映出一個顯而易見、但卻未受到充分注意的事實：由於「中國哲學」這門學科是在西方哲學的參照背景下建構起來的，今日的中國哲學研究根本無法迴避它與西方哲學的關係。

隨後於去年元月，筆者出席了國科會哲學學門委託淡江大學舉辦的「中國哲學之教學與研究」論壇，並發表引言。國科會近年來有關專題計畫申請與補助的統計資料顯示：在臺灣的哲學界，中國哲學研究相較於西方哲學研究，正在日益萎縮中。有鑒於此一危機，國科會哲學學門主動規畫了這個論壇，邀請國內與中國哲學之研究與教學相關的學者與研究生出席，共同探討問題的癥結，並謀求解決之道。這個論壇的主題與上述兩場研討會的主題也有高度的重疊，故可以一併加以思考。本文係以筆者在該論壇發表的引言為基礎，加以擴充而成。

「中國過去是否有哲學？」這個問題，其實並不是一個新問題。在中國，清末以來便不時有人提到這個問題。在西方，自十七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來，亦不乏哲學家與漢學家討論這個問題。1949年以後，在臺灣、香港及西方，這個問題雖未成為熱門議題，但仍不斷有學者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。譬如，在牟宗三先生1963年出版的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一書中，第一講便是〈引論：中國有沒有哲學？〉。在此，他強烈反駁「中國沒有哲學」之說，但同時強調其重點與西方哲學不同：中國哲學特重主體性，是以生命為中心。

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於二十一世紀初的大陸學界，實非偶然。從1949年起，中國大陸經過三十年的自我封閉之後，於1970年代末期重新對西方世界開放。在往後的二十年間，大陸的知識界面對西方文化的直接衝擊，產生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。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，其實便是一個自我定位的問題。臺灣與香港當然也有自我定位的問題，但由於這兩個社會始終未曾斷絕與西方世界的聯繫，故可以較從容地面對這個問題，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，也因而並未成為熱門的議題。

眾所周知，「哲學」一詞並非中國固有的名詞。日本學者西周（1829-1897）在1866年出版的《百一新論》中首度以漢字將希臘文的philosophia一詞譯為「哲學」，其後為中國知識界所廣泛採納而沿用至今。再者，直到清末為止，在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中並不存在「哲學」這門學科。即使在西方，哲學之成為一門學科，也有待於近代大學體制之建立。

在十九世紀初，清廷開始模仿西方，建立現代的教育體制。1902年清廷頒布各級學堂之章程，成為「欽定學堂章程」，亦稱「癸卯章程」。1903年清廷命張之洞會同張百熙、榮慶重新擬定各級學堂章程，而成為「奏定學堂章程」，於次年頒行。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學制。「奏定學堂章程」將哲學科排除於高等學堂的課程之外，引起王國維（1877-1927）的批評。他於1903年發表了〈哲學辨惑〉一文，在文中強調：一、哲學非有害之學；二、哲學非無益之學；三、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；四、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；五、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。王國維可說是近代中國最早主張將「哲學」這門學科納入高等教育體制的人。